某网民散布“拉萨某航班空难”谣言被处罚

因此，非疾痛经验何尝不是慢性病人最为珍贵的生命体验？它们理应成为其疾痛叙事不可或缺的材料与主题。

为最后完成监察体制改革，必须制定《监察法》。这是一条宪法原则，《监察法》理应遵循。

因此，我认为《监察法》的立法工作不能急于求成，应当稳中求快，从而确保监察法的立法工作能够高质量地圆满完成。《宪法》修改可以比照政府、法院、检察院的规定，专节明确规定监察委员会的地位、性质、职权、和与人大的关系、与司法机关的衔接等。因此，我主张监察委员会也应当向人大作年度工作报告。我认为留置是对于人身自由的严格限制，相当于监禁，应允许被调查人被留置后的律师介入。因此，我认为应当在留置之外，参照《刑事诉讼法》关于取保候审的规定，增设取保措施，期限可达6个月。

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以后，应当立即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。除无法通知的以外，应当在逮捕后二十四小时以内，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属。这样就可以看到每位学者历年被引次数的变化趋势。

这些青年学者分组在哪些学科，主要是根据其在工作单位是归属哪个学科。个人专著往往也不如专著型教科书被引次数多。具体如下： 表3 法理学青年学者的被引次数 表4 宪法学青年学者的被引次数 表5 行政法学青年学者的被引次数 表6 刑法学青年学者的被引次数 表7 民商法学青年学者的被引次数 表8 知识产权法学青年学者的被引次数 表9 刑事诉讼法学青年学者的被引次数 表10 民事诉讼法学青年学者的被引次数 表11经济法学青年学者的被引次数 表12 环境法学青年学者的被引次数 表13 国际法学青年学者的被引次数 在整个法学二级学科中，被引次数超过100次的45岁以下的青年学者共有71位。40.参见【美】威廉·克拉克：《象牙塔的变迁——学术卡里斯玛与研究型大学的起源》，徐震宇译，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。

而这3位情况又比较特殊。本文也试图致敬布迪厄，用数据来评价中国法学研究群体，透视法学研究的知识格局和权力关系。

例如，苏力教授2003年在《中国法学》发表《从法学著述引证看中国法学》一文，统计1998年—2000年知名学者的著述引证，进而讨论了当时中国法学的研究状况、存在问题和变化趋势。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人数有9位，其中在刑法学有3位，在7个学科有分布。法理学青年学者谢海定，其被引次数最多的作品也是论文——《中国民间组织的合法性困境》，[注释30]被引次数为68次。但如果纵向比较，即是和上一辈知名学者的被引次数相比，这之间的差距还是相当大。

相比之下，民诉上一代的知名学者要明显多于青年学者。[注释36]例如，刑法学者劳东燕被引次数最多的论文，就是被其刑法学同行所引证。三 从引证看法学各学科的实力分布 十大的数据显然还不能反映整个法学界45岁以下青年学者的学术状况。例如，在法学院做的法律社会学研究，对社会学的影响就比较小，甚至有时也难以得到法学的认可。

不仅年龄断档明显，甚至有的已经转行从事部门法的研究。文章被引证是被学术同行认可的标志，能够反映出其真正的学术影响力。

不过，有5位获得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提名奖（陈柏峰、王迁、蒋大兴、章志远、黄文艺），有4位未获得奖项。就此来看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比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学科发展更均衡一些。

[注释2] 本文也是写人，但关注2017年中国法学界的那些青年学者。其推荐表中有栏目要求填写：代表性著作和论文请注明中国知网统计的被引用数。除了陈柏峰以外，对法学以外的学科有学术影响力的青年学者还有王迁，他的总被引次数排在第2位，为628次。诉讼法学也相应分为刑事诉讼法学和民事诉讼法学。就整体而言，差距相当明显。即使是85后，今年也已经30岁出头了。

这样也就不难理解，为何经济法学的人数规模并不比民商法学小，但名单中青年学者人数和被引次数却都要少于民商法学。这说明他的学术影响力在下降，可能与其已经具备足够知名度、或评上教授或获得很多奖项后，不再专注做学术研究有关。

从被引证的情况来看，他的论文被法学论文引证的次数不少，但被社会学等学科论文引证的次数要更多于被法学论文引证的次数。清华大学有5位，其中民商法学有2位。

[注释19] 为增加表1的客观可信度，除了统计被引次数以外，还统计了十位当选人在CSSCI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数量、在CSSCI法学类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数量、在三大刊上发表文章的数量[注释20]，以及单篇文章被引次数。民商法学青年学者中总被引次数第4位的朱庆育，其被引次数最多的作品也独著的教科书《民法总论》，[注释33]被引次数为80次。

例如，民法学的王利明有8223次，刑法学的张明楷、陈兴良、赵秉志分别有6687、5671、3389次，法理学的苏力和季卫东分别有4332和2359次，刑事诉讼法学的65后陈瑞华有2876次。虽然这些问题较难精确描述，但可以从某些侧面加以客观评价。如果该学科人数规模越大，那么被引次数就可能越多。可能的原因包括：第一，与国际法学情况类似，国内法学核心期刊比较少发法律史的论文。

本文同时也发现，个别长江特聘教授包括青年长江学者的被引次数，最近几年已经有明显下降的趋势。学术引证群体还难以规模的学科，还有经济法学。

4.See, Richard A. Posner, Cardozo: A Study in Reputation,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1993. 5.参见张巍：《海龟比土鳖跑得更快吗?——针对中国一流法学院师资学术表现的一个计量研究》，《光华法学》第四辑，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，第13-28页。20. CSSCI的数据来源，是依据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当年公布的标准。

例如，学术写作应从梳理已有文献开始，引证应以必要为限。第三，法律史研究受到国内史学写作的影响，更强调引用原始资料，主要靠典籍和历史档案，而不甚注重引用已有研究成果这种所谓二手文献引证。

而没有在表2显示的被引次数排在前20位的候选人中，有4位入选十大（另3位是梁上上、何志鹏、谢鸿飞），同时有8位获得提名奖（另3位是何海波、冯玉军、廖永安），有8位未获得奖项。2.参见苏力: 《从法学著述引证看中国法学》，载《中国法学》2003年第2期。法理学有8位青年学者的被引次数超过100次。被引次数最少的是刑事诉讼法学者董坤。

一 问题与方法 中国法学的研究现状如何？这常常成为法学人清谈的主要议题。因此，读者在判断学者的学术影响力时，应注意鉴别区分被引次数是来自CNKI还是CSSCI。

在中国法学会研究部CLSCL的16种法学核心期刊中也只发表过2篇论文。也有不少学者被引次数最多的是专著型教科书。

目前法学界主要看发文数量，特别是在CSSCI的25大类500多种期刊上的发文数量，同时看重CSSCI法学类23种期刊，包括三大刊（《中国社会科学》《法学研究》《中国法学》）的发文数量。这些合作论文，他们真正执笔的可能性比较小。